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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国之大者”情系万家灯火——上海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来源:上海人大月刊   作者:文/王海燕   2026-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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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人民重托,积极履职建言。3月5日至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围绕政府工作报告,上海代表团的代表们聚焦高质量发展、AI赋能、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重点议题深入交流、共商国是,积极贡献智慧与力量。

心怀“国之大者”,情系万家灯火。代表们一致表示,这是一次凝聚共识、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大会。下一步,将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紧密结合上海实际,切实把中央赋予的重大战略任务落实到位,用心用情把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办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上海新篇章。

统筹好发展与安全

“算力基础设施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和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上海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楼向平说,当前我国正处于智算领域突破创新的关键窗口期,亟需体系化、全局性的战略谋划。他建议,全面推进算电协同,筑牢绿色高效“硬底座”。空间协同方面,构建“以电定算”的差异化空间布局。同时构建全国统一的“绿色电力凭证”体系,支持跨省算力绿电消费认证,打造支撑碳排放双控以及高效调度全国绿电资源的平台,推动绿电从“分散市场采购”向“统一平台供给”跃迁。

“相关部委应进一步优化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管理,对当前特种设备操作证有效期进行调整,与核安全设备焊接人员资格证书衔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能大师师延财说,优化完善核电检维修许可,合理设置准入门槛,是落实国家核安全战略与应对核电发展新形势的必然要求。建议由相关部委建立完善核电检维修单位准入机制,系统筑牢核安全底线,提升行业规范化水平,保障核能作为清洁能源能够持续、安全、高效地服务社会。

“中国好物风靡全球,这离不开‘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但要吸引海外游客入境旅游消费,不能仅停留在商品购物层面,必须同步做大服务消费、体验消费、场景消费。”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权衡说,吸引扩大入境游消费,本质上也是服务业的高水平开放,国家政策层面要进一步协同,比如扩大免签范围、提升海关入境便利度。此外,还可针对外籍医师、国际律师等打通执业许可的政策堵点。“服务业开放比制造业更复杂,必须处理好开放力度与风险防控的关系,统筹好开放与安全。”

消费作为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纪委委员李仰哲建议充分释放市场红利,率先提升消费增长动能,建立合理的供需结构,打造新的消费热点,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促进消费,除了关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精准匹配、良性互动,还要关注地方政府探索“促消费”的内生动力。“建议从机制上调动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进一步促进消费。”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金鹏辉举例,“比如,优化增值税等税收分配机制,让消费地政府更多分享税收收益;优化及时性的季度GDP核算,强化支出法核并应用;优化政绩考核体系,激发地方政府优化消费环境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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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壁垒,点燃创新引擎

在代表们看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只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才能牢牢把握住发展主动权。

数据是科研过程中重要的生产要素。“传统科研评价以‘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引用次数’为核心,数据仅作为论文的‘附属品’。这样的评价体系使得高质量科学数据集无法作为高水平科研成果得到学界认可。”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特聘教授黄勇平建议,全面规划布局高质量科学数据集,做好科学数据长期规划,同时建立完善数据科研评价体系,将科学数据贡献纳入学术评价体系,推进科学数据复用与价值转化。

“目前,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之中,这对金融体系提出了新的需要,应改变传统的资金配置方式,以更好支撑新技术的发展和壮大。”全国人大代表、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其实说,现行的投融资体系仍然较大程度依赖有形资产的抵押和企业历史财务数据,在数据、算法、专利等无形资产的估值、定价方面缺乏成熟的方法论,部分前沿产业企业难以获得和自身技术潜力相匹配的融资支持,可能影响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进程。他建议,进一步推动完善数据、算法等无形资产的评估标准、披露规则,在此基础上引导行业主体优化金融定价方式,丰富金融产品供给,逐步建立更加适应数字经济和未来产业特征的金融体系,让金融资源真正流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点领域。

在全球范围内,AI已广泛应用于疾病预测、影像识别、药物研发等场景。然而,中医药与AI的融合尚处初级阶段,亟需突破技术、人才与制度瓶颈。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针灸学会副会长吴焕淦建议,制定中医药AI数据标准,建立国家级大数据中心,开发适应中医特点的专用算法,同时形成技术规范并转化为国际标准。

“尽管AI创造了AI训练师、提示词工程师、数据标注员、人机协作管理员等新岗位,但其数量在短期内难以完全对冲被替代的岗位。更重要的是,新岗位所需的高阶数字技能、复合型知识结构,与传统岗位释放的劳动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技能鸿沟。”全国人大代表、东浩兰生会展集团工会副主席陈达认为,技术发展的根本宗旨是服务于人,是为了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而不是简单用来替代人力的。她建议,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资源配置应牢牢把握“技术为人、发展靠人、成果惠人”的核心原则,明确政策导向,从替代思维转向赋能思维。

“基础研究的投入决定了自立自强的程度。”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吴一戎建议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总值和在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中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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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好“无事不扰、有求必应”

“在具身智能等热门赛道上,优质民营企业并不缺资本,它们希望的是‘少受打扰’,能够安心搞研发、谋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威达高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桐宇认为,政府要真正落实好“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服务理念。对于处在发展快车道的科技企业,应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检查、报表填报、数据统计等。她建议,在服务科技企业的过程中,要一视同仁对待国有平台和民营平台,保障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让包括民营平台在内的各类主体共同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力量。比如,在金融政策方面,考虑到所有制性质带来的融资成本差异,建议对有实绩、有担当的民营园区等在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等方面提供更多精准支持。

“一些地方的市场监管所聘请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给企业打电话,对企业公示信息有疏漏的,要求其进行公示审计。”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富申评估咨询集团董事长樊芸说,一些审计机构选取机制不透明,存在权力寻租空间。部分地区的市场监管部门或其下属单位存在“默许”“推荐”甚至“指定”审计机构名单的现象。这不仅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使得真正具备资质和能力的优秀审计机构难以获得公平的竞标机会,也降低了审计报告的独立性和公信力。她建议,加强市场监管部门与财政、税务、国资等监管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与信息互通。对于已经在其他监管环节提交过合规审计报告的企业,应通过数据共享平台直接获取信息,不再要求企业在工商公示环节重复提交或另行委托审计;通过部门间的信息互认,实现“一次审计、多处可用”,切实降低企业的制度性合规成本和地方财政购买服务的压力。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建议:落实普惠金融定向降息等政策,发挥地方中小银行“毛细血管”作用,重点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重点产业链上下游中小微主体;创新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质押、动产抵押等融资产品,结合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增信支持,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

税制改革关系着百姓、企业和政府的“钱袋子”。全国人大代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朱建弟建议“以数治税”赋能基层治理。针对税收实践中部分政策效能受限的短板,他建议国家税务总局依托电子税务局和智慧税务管理体系,将高频税收风险指标嵌入企业办税流程前端,变事后监管为事前服务,“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也让风险早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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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以学科为中心的惯性

“学科是高校办学的基本框架,但面向新征程、新需要,传统的学科建设模式已不能适应率先建成教育强国的超越性要求。”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校长金力认为,一定要从单纯学科逻辑加快向服务科技、产业和社会需求逻辑转变,树立“重服务、强贡献”导向。在他看来,人才培养的传统单元是专业,而专业往往基于学科逻辑设置,知识边界相对固化,不容易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变化和未来需求。应该把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从相对固定的“专业”转为更加开放灵活和多元适配的“项目”,摆脱以学科知识体系为中心的惯性,转向以国家战略需求与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的主动塑造。

“我们不能满足于培养课堂内的优秀生和刷绩点的能手,要提供更多资源鼓励本科生尽早参与实质性的科研实践,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印杰说,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不能完全交给高校来做。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是创新创业人才培育和成长的不同阶段。基础教育埋下了种子,高等教育使它破土而出,良好的社会环境激励它长成参天大树。他认为,高等教育应与基础教育紧密合作、资源共享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大学老师应经常走进中小学课堂,教前沿科技、育创新思维。大学实验室也要多向中小学学生和老师开放,让学生进行创新实验,老师通过开展科研提升自己。”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融入教育领域,AI教育产品层出不穷。“数据偏差与算法偏见可能导致新的教育不公平。”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认为,各类AI教育产品及通用大模型高度依赖海量数据进行训练,如果训练数据本身存在样本不足、结构性偏差等问题,就可能产生不科学甚至不公平的结果。梅兵举例,有的自适应学习平台推送给城市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训练题占比达35%,推送给农村学生的同类内容则少一些。还有某智能作文评分系统,对农村学生作文中“麦秸垛”“打谷场”等鲜活的乡土表述频频误判,导致这些学生的作文得分普遍低于实际水平。如何消除“算法偏见”?梅兵建议,加强顶层设计,统筹推动国家AI教育产品审核。“在推动相关立法的同时,先行探索在国家层面建立AI教育产品审核机制和审核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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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作为世界通用的文化纽带与消费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歌剧行业亟需建立一个互惠互利的全国演艺大市场。”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许忠认为,目前,全国歌剧市场存在创作人才缺乏、场馆运营低效、传播声量有限等诸多问题,而建立全国歌剧演艺大市场将极大推动歌剧市场统一、协调发展,进一步增强文化向心力、凝聚力。“建议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活力。”许忠表示,上海应依托自身资源优势,主动担当全国歌剧演艺大市场的倡议者、共创者和引领者,着力打造“歌剧之城”。

如何让优质文化资源真正惠及基层,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歌剧院院长、艺术总监刘云志看来,答案就在于四个字:因需而供。刘云志说,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出台,从法律层面为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优质文化资源更高效、更公平地配置提供了有力支撑。他认为,以前不少文艺项目是院团单向进行输出,现在很多是根据群众“点菜”而开设,“这种以需求为导向的文艺惠民新路径,让国家级的优质文化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基层、促成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的双向奔赴”。

针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做好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惠民开放”,全国人大代表刘多建议进一步加快加大高品质博物馆等文化设施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梗文化已成为我国青少年群体最具代表性的话语表达。然而,其中暗藏着“烂梗横行”的隐忧,令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首席主持人印海蓉忧心忡忡。“现在的青少年群体可谓无梗不欢。很多青少年平时已经不能好好说话了,逻辑思维与文化认同也被削弱。”印海蓉说,随着网络新媒体的迅猛发展,青少年的语言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沉迷网络、作业刷题导致有的孩子表达意愿降低,还有的深受网络社交语境影响,表达趋于碎片化,梗文化泛滥,甚至将粗鄙当个性、把烂梗当创新。她认为,国民的语言能力不仅关乎个人素养,更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与文化自信,当下青少年的语言生态显然出现了偏差。建议有关部门采取相应措施,守护青少年语言生态,各级人大也要结合当下网络语言流行的新情况,加强对语言文字法实施的监督检查。

不可舍本逐末,也不可顾此失彼

“在调研中我发现,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养老保险‘漏保’‘断保’问题日益突出,给他们未来的老年生活带来了不小风险。”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研究中心(ESG办公室)主任周燕芳建议积极采取措施,解决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低这一难题,探索发展更加灵活、便利的年金保障措施,并在上海等条件较为成熟的城市率先试点。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家庭结构少子化、空巢化减弱了传统家庭养老监护功能。如何完善意定监护制度?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姚卓匀注意到,当前,民政、医疗、金融等政务窗口缺乏意定监护信息共享机制,导致社会组织履职时频频受阻。姚卓匀建议,完善意定监护社会组织的准入条件及服务标准体系,将培育意定监护社会组织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建议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责任边界等,由民政部门牵头明确许可准入、服务规范、评估标准和监护监督等配套机制,确保社会组织社会化、专业化和规范化特点得以凸显。”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采购经理李丰关注平台外包用工的权益保障问题。他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外包公司规模小、资质差,为了中标不惜低价竞争,中标后只能压缩人力成本,最终受损的还是劳动者。更严重的是,一旦发生劳动纠纷,劳动者常常找不到责任主体。“签合同的是一家公司,交罚款的是另一家公司,处理问题的又换了一家公司。”他建议强化合同源头治理,同时,要明确发包方对外包单位负有监督义务,不能“一包了之”。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关键在于投出实效,不可舍本逐末,也不可顾此失彼。”全国人大代表周桐宇在调研中发现,很多新就业形态群体自身参保意识薄弱,抱着“先把钱挣到手再说”的心态;同时,还存在一些企业因关停、注销而无法为就业者补缴养老保险的情况。她建议:扩大参保覆盖面,创新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保机制,明确平台企业责任;规范养老保险补缴管理,完善补缴办法;此外,也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拓宽保障补充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