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其蕴蓄的民族智慧、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无疑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的宝贵资源。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战略任务，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对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作了系统性部署。
“哑嗓子”困境依然存在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交融和交锋更加频繁。近年来，中华文明海外传播能力虽持续增强，但在以西方话语为主导的国际环境中，“哑嗓子”的现实困境依然存在。
首先，文化符号的多元性不足，存在路径依赖。中华文明既包含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包含现代文明所孕育的优秀成果。然而，以孙悟空、哪吒、花木兰、功夫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母题的创新转化，仍是中国文化出海的主流内容路径。当前中华文明在国际传播上过于聚焦古典、传统的文化符号构建，忽视了现代文明视域下中国在发展道路、全球愿景等领域的价值图景，进而导致中华文明易被贴上固化守旧的标签，一定程度遮蔽了当代中国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形象。
其次，文化产品的品牌力不强，缺乏集聚效应。与美、日、韩等国家通过构筑好莱坞电影、全球主题乐园、动漫游戏、K-POP（韩国流行音乐）等成熟的文化工业体系来开展全球性的文化传播和价值输出相比，中华文明在国际影响力构建中，往往依赖于单个产品的“文化禀赋”或偶然“爆点”，缺乏具有全球辨识度的品牌矩阵与产业链生态支撑。这种“有产品、无品牌、弱生态”的现状难以形成持续的文化吸引力与稳定的受众社群黏性。
最后，文化叙事的在地化较弱，话语认同艰难。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思想瑰宝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内涵。然而，在具体的传播实践中，“仁者爱人” “和合共生” “讲信修睦”等传统的思想价值表达常因文化语境与思维习惯的差异而遭致误解和冷遇。若仅依托未经“转译”或“包装”的原生叙事方式，难以与目标受众的现实关切和情感价值产生共鸣，导致传播效果多停留在“送出去”的层面，未能真正“融进去”。
导致中华文明“哑嗓子”有主客观两方面因素
中华文明当代价值的阐发与国际传播已成为关乎文化自觉、话语构建与文明互鉴的重要时代课题。当前，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仍面临来自主客观两个维度的系统性挑战。
从主观认知看，对中华文明的阐释与研究存在双重不足。一方面，在于“知己”的不足。历史的实践表明，中华文明的特质始终是守正创新、与时俱进的，其内涵表现为兼具传统与现代的统一性。然而，当前的阐释与传播偏重于对历史遗产的传承，缺乏对其当代价值的深入思考和研究，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以及其在现代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创新、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当代价值尚未得到深入发掘。在认识上，我们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内涵指向理解还不够深刻。另一方面，在于“知彼”的欠缺。中华文明能否“走出去”且“融进去”与域外接受的程度高度关联，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文化习俗，只有充分了解受众的所思所想所需，才能有效提升作为异域文化的中华文明在当地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目前，我们对外部世界如何认知和接受中华文明还缺乏精准、动态的把握，对海外群体的分众化、区域国别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缺乏深度，极大限制了中国文化、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效能。
从客观环境看，中华文明国际传播面临外部结构性压力。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正面临着文化与政治上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受到了国际思潮变动的冲击。西方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等极右翼思潮的抬头，给世界范围内多元文化的交流交融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加剧了文化间的隔阂与对立。在这种具有强烈对抗性色彩的思想策动下，西方社会的价值体系也在经历深刻的变革与重构，其核心价值观从相对开放多元的普世主义，转向更加强调本土优先、身份政治与文明对立的“城堡心态”，社会内部对“他者”文化的包容度下降，进而挤压了文明平等对话的空间。另一方面，遭到了系统性、政治性的围堵打压。一些西方国家和势力出于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目的，有意识、有组织地对中华文明的传播进行系统性、全方位的围堵和打压。其利用自身所主导的全球舆论体系，长期炮制散布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 “文明冲突论”，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进行污名化宣传。同时，在国际性的对话场合频繁设置议题门槛，刻意排斥中国视角的叙事，恶意压低中国声量。这种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系统性遏制使得中国话语难以得到正面声张，显著增加了中华文明实现公正、有效传播的难度。
推动中华文明“走出去”，上海能有更多作为
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和国际化大都市，其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与中华文明强调“协和万邦” “兼容并包” “和而不同”的精神内核相契合。以加快建设“五个中心”为主攻方向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决定了上海不仅是全球经济网络体系中的关键节点，更应成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战略支点与示范窗口，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
聚焦中华文明的全面认知，加强对内与对外的双面研究。全面、辩证地认识中华文明是有效传播的前提。上海应依托其深厚的学术研究资源强化对中华文明的双面研究。一方面，要坚持“向内深耕”。着力发挥研究项目的牵引作用，组织中国史、世界史、中国语言文学、哲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区域国别学等跨学科专家力量，系统梳理和阐释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现实价值与世界意义。持续围绕中华文明加强应用型研究，探究将中国智慧转化为解决地区冲突、贫富不均、气候危机、技术失控、公共卫生和社会伦理问题等全球性挑战的中国方案，推动学理性成果在公共知识与政策领域的转化和应用。与此同时，支持高校及科研院所进一步整合优势学科资源，强化有组织科研机制，联合建立中华文明全球价值等研究平台，产出能将中国智慧转化为解决全球性议题的公共知识产品，为国际传播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另一方面，要持续“向外洞察”。鼓励通过国际文献研究、域外实地研究、大数据分析等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思想形态、文化心态、媒体生态和话语样态等的动态分析和跟踪研究，综合运用历史学、文化社会学、传播心理学等多领域、跨学科的方法手段，前瞻研判不同群体对中国话语、中华文化的接受程度和趋势变化。以相应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为基础，支持构建“中华文明国际认知动态数据库”，绘制中华文明的“全球认知地图”，为制定分众化、差异化、精准化的国际传播策略提供翔实的数据支持。
把握中华文明的内涵特征，精准谋划国际传播多维策略。充分发挥上海在中西文化交融、国际资源汇集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打造国际传播的前沿阵地。要运用多样方法，构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全媒体矩阵。综合运用数字媒体、文艺展演、人文交流、教育合作、学术出版等多种传播渠道，善于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互动游戏等新兴传播媒介平台，推动主流媒体与跨国商业平台、海外华人媒体、民间外交组织等友华机构的协同合作，形成传播合力，扩大传播半径，提升中国文化产品和话语叙事内容对不同海外受众的覆盖力度。要注重重点突破，抓好“关键群体”的传播策略。坚持分众化思维，秉持“一国一策”甚至“一群一策”理念，把周边地区、对华友好以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作为对外传播的优先对象。聚焦政治精英、知识阶层、工商界领袖、青年学生等关键群体，通过高端学术论坛、青年领袖研修、文化体验项目等形式设计定制化的传播内容，建立长期、稳定的对话机制，推动从单向灌输到双向共鸣的转变。要坚持多管齐下，持续强化叙事创新与技术赋能。创新中华文明的对外叙事方式，推动将“宏大理念”转化为可感知、易共情的“个体故事”与“生活案例”，用普通人听得懂、愿意听的话语，诠释中华文明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相通之处，在潜移默化中激发海外民众的情感共鸣。同时，加强技术对分众传播的支持作用，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在跨语言内容生成、文化语境适配、智能分发推送等方面的应用，提升中华文明在不同语言情境、不同思维形态下的转化与变通能力，助力实现文化信息的精准触达。
（作者系市人大代表、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